9月11日下午，在沈阳一运的会议室内，记者采访了9位股东，股东们首先断然否认了“身价15亿”之说，接着又翻着多年前签署的旧文件和大量的证据，给记者讲诉了沈阳一运改制的历史、职工安置情况和沈阳一运股权纠纷始末。

　　“烂苹果”政策催生沈阳一运

　　1997年，沈阳开始全面推行国有企业改制。政府出台得15号文件中明确要求“对不景气的服务性行业企业进行转制、建立公司制企业”。沈阳一运股东介绍当初的领导讲话：“现有的国有资产好比‘烂苹果’，不要等全部烂掉，可一元买断。”

　　“烂苹果”也包括当时的沈阳第一运输总公司。改制政策出台后，1998年5月，沈阳第一运输总公司作为沈阳市第一批改革试点企业进行了改制，以孙立男为代表的19人组成经营者集团(购买者集体)。

　　同年6月，经过沈阳市财政局的国资部门进行资产评估，沈阳市交通局代表政府与孙立男等19人签订了《产权交易合同书》，将第一运输公司所属的沈阳汽车修理中心(不包括集体企业)等15家企业(净资产评估值为负1480万元)一次性捆绑、承债式出售给孙立男等19人组成的购买者集体，售价为1元人民币。

　　就这样，沈阳一运公司的19位先驱者捧着“烂苹果”、摸着石头开始过河了。

　　出台《规定》埋下隐患

　　1998年8月16日，20名股东(改制时增加了一名管理学教授来改善管理层结构)按照所“分得”的股份每个人交了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风险抵押金。1998年10月，沈阳一运出台了《股权管理规定》。

　　对这个引发官司的《规定》，沈阳一运股东们这样介绍：“其实我们的本意是‘尊重股东退股自由’，明确股权不要终身制。”

　　面对记者关于“公司的内部《规定》能够对抗公司章程”的疑问，该公司股东表示，无论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还是公司章程，都赋予了公司股东会最高的决策权，因此股东会决议的部分内容，即《规定》与公司章程条款不一致的内容是对公司章程的补充和非正式修改。《规定》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需要，是全体股东对股权管理的一致约定，是公司自治的原则，也是对公司成立时出资真实情况的说明。

　　“即便是对章程的‘补充’；如果二者出现冲突，应该以谁为准呢？”记者问道。

　　该公司股东回答：“股东会决议与公司章程不符，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、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任何一种情况。既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，该决议就是合法有效的，这也充分体现了制定股权管理规定时“尊重股东退股自由”的宗旨，因此应当认定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，对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。”

　　“尽到安置职责，上访是有人教唆”

　　“1元买断”的前提是安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，这些职工现在安置如何？

　　一位股东说：“我们当初承诺安置离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，其中离退休职工安置包括：发放退休工资、承担药费、采暖费；在职职工安置包括：安置或者留下来在本企业工作。现在公司正按照计划对职工们妥善的进行了安置。”

　　一位负责工会的女股东告诉记者：“仅离退休的职工安置我们就尽了很大努力！当年转制时作为购买者应承担的负债，每位离休干部按1.7万元预留安置费。可我们从1998年至今就为离休人员平均每人花费了近10万元之多，包括正常的退休工资、医疗保险统筹，采暖费特需经费等费用。”

　　记者问：“既然职工都已妥善安置，怎么还有很多职工去上访？”

　　股东回答到：“10年来，有人先匿名后实名举报，上级部门也一直不断检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克服困难尽全力安置职工，应该说没有十全十美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有些职工去上访，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证据，是有人怂恿、教唆的结果，而且多数与改制没有关系。”

　　原股东：“我也退股了，我没后悔”

　　记者采访中，一位老人看似非常“偶然”地走进会议室。其他股东介绍说，这位老人叫许国伦，也是“原股东”。许国伦2001年退股，退股后还在一运工作至2007年退休，现在自己在家做生意。

　　“既然没有到退休年龄，怎么会想到退股呢？”记者问许国伦。

　　许国伦说：“企业改制后一直不太景气，很多人担心自己交的几万元风险抵押金最后没法拿回来。当时我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和单士藩同一个办公室。有天单士藩问我退股了吗？我说没有。单士藩说他已经退股并且拿到了风险金，他当时很高兴，说没寻思抵押金还能拿回来。听他这么说我也动心了，于是单经理就帮我起草了一个退股申请，我照着抄了一张交了上去。拿到我的抵押金3.6万后我也很高兴。”

　　记者问：“现在对退股的事情后悔吗？”

　　许国伦说：“当时自己自愿退股，既然退了就没什么后悔的。”

　　“退休和退股没有联系”

　　股东给记者介绍3位起诉者的退股情况。根据一运公司档案记载：

　　持有4%股份的张香久1999年1月7日退股，同时调离沈阳一运，在其他单位工作至今；持有4.5%单士藩2001年3月7日退股，不久调离， 2005年1月回到一运办理退休；持有2.5%股份富宝文，2001年3月富宝文提出退股，2001年10月退休。

　　股东们告诉记者：“从上述档案记载的时间可以看出，退股与退休没有联系。”

　　沈阳一运的股东给记者出示了张香久、单士藩二人自愿退股申请，但没有给记者看富宝文那份注明“大家都按此办则好，一人例外则无效”的退股申请。

　　沈阳高新区工商局：“自始至终全部按规定办事”

　　9月11日上午，沈阳一运的注册地——沈阳高新区的工商局副局长马荣久接受了记者采访。

　　马局长称，沈阳一运股权纠纷的细节他们并不知情，后来沈阳一运拿着已经生效的辽宁省高院的判决来变更了股东。2008年7月，按照前股东张香久、单士藩的要求，高新区工商局就按规定撤销了2005年11月沈阳一运违规变更的章程。

　　记者问：“有人怀疑高新区工商局工作人员与沈阳一运勾结，私下将章程放入企业档案。有这样的事情么？”

　　马荣久说：“沈阳一运股权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，确实有人去上访，告我局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，但上级部门几次来调查核实，根本没有所谓勾结受贿一事。至于沈阳一运股东之间的纠纷，我们也有所了解。沈阳一运公司确实曾因变更经营范围将公司章程拿走，并将减少了股东之后的章程放回档案。我局发现后，立即对沈阳一运提出了批评，并连发几次文件责令其按照《公司法》变更股东的规定，完善其手续，沈阳一运后来也提供了相应完备的手续。”(作者：吕卫红）